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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承德博物馆馆长孙继新

中新社记者 牛琳 张桂芹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作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和中原内地最宏博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群，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见证，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蕴含哪些政治智慧和文化根脉？为何说避暑山庄可比肩万里长城？承德博物馆馆长孙继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标志着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从冲突、碰撞走向融合、发展，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游牧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如何理解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孙继新：中国自古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这一进程中产生冲突、碰撞、矛盾，背后有深层原因。中原地区受汉儒文化浸润，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而北方民族地处戈壁、沙漠、草原，形成逐水草、嗜酒肉的生活方式。如遇自然灾害，游牧民族生存面临挑战，进入中原抢夺是不二选择。因此这两种文化的冲突、碰撞自古已成。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围绕边疆民族问题，中原统治者也历经无数次摸索、尝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模式：以防御和隔离为主的长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亲模式；崇尚战争的征伐模式；融合怀柔的山庄模式。

“山庄模式”是清代帝王在总结数千年民族关系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以怀柔为主导思想，与其他三种模式交互作用。从康熙时期起，中央王朝摒弃了被动机械的防御体系，充分利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通过避暑、祝寿、秋弥、礼佛、会盟、宴赏等活动，有效团结边域少数民族，形成“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大一统局面，民族团结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由分裂走向和解共生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山庄模式”首次跳出长城，超越地域与民族的思想桎梏，规划出大中国的原始雏形，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卓绝贡献。

　　资料图：承德避暑山庄金山亭。张桂芹 摄

中新社记者：“山庄模式”有怎样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不只是园林与寺庙？

孙继新：清代统治者是满族，入关前雄踞塞外，更能与边疆民族感同身受。为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康熙时期需要一处与蒙藩上层首领际会沟通的离宫别苑。

择址承德修建山庄，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地处塞外，气候清爽、景色宜人，既可避暑消夏又距京师不远。另一方面，康熙认为此地“北控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是最适合处理民族问题的地方。

修建避暑山庄后，康熙将更多民族接见活动挪到此处。到康熙后期，山庄成为处理民族事务、宗教活动的政治分中心，虽不冠“陪都”名号，却是名副其实的陪都。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成为加强边疆地区管理、团结少数民族、巩固北部边防的夏宫和皇家寺庙群，具有鲜明政治背景和特殊政治功能。

中新社记者：“山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有怎样丰富动人的历史实践？

孙继新：在清代，广大蒙藏地区盛行藏传佛教，四大活佛居延其间：达赖喇嘛理前藏、班禅大师事后藏、章嘉活佛居漠南蒙古、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清代护持和尊崇藏传佛教、“修庙固疆”国策产生后，对蒙藏地区产生极大影响，背后蕴藏丰富的民族团结史话。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环列避暑山庄的12座皇家寺庙群先后建成，分别是：溥仁寺、溥善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普佑寺、广缘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罗汉堂、殊像寺。除普乐寺、广安寺和罗汉堂外，其余寺庙均由理藩院直接管理(普佑寺由普宁寺代管)。因地处长城边塞以外，故通称“外八庙”。

这些寺庙驻有喇嘛僧侣，供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蒙古各部重要首领几乎都到过承德，包括喀尔喀蒙古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和漠南蒙古的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乾隆特将漠南蒙古的宗教首领三世章嘉活佛奉为国师，令其常伴左右。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三世活佛到承德朝觐，普宁寺也一度成为其礼佛诵经的场所。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到承德觐见乾隆，贺其七十大寿。乾隆皇帝对班禅的到来非常重视，研究藏史、学习藏语，下令根据班禅居住的扎什伦布寺，在承德仿建须弥福寿之庙(俗称班禅行宫)，让六世班禅一行居住于此。

可以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不仅深刻反映清代前期处理与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民族关系的历史，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见证，促进了中华民族大融合。

　　资料图：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张桂芹 摄

中新社记者：避暑山庄集中国建筑、园林和宗教之大成，为何说它充分体现中国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间”的智慧、思想和境界？

孙继新：山庄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概括和总结，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均在山庄得到充分体现。

儒家文化追求的“大一统”思想，体现在避暑山庄的布局上。整个山庄酷似中国广袤河山，山庄西高东低，模拟中国地形大势，围绕山庄蜿蜒10公里的城墙仿佛雄伟长城。全国名胜荟萃山庄，564万平方米的宫苑扩为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缩景观，有“移天缩地于君怀”效果。山庄的整体布局正是儒家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物态载体。

关于道家文化，山庄内设多座道观，著名的七十二景取自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吉祥寓意，湖区三岛仿自太液池三座仙岛——蓬莱、方丈、瀛洲，体现道家“一池三山”文化。此外，乾隆所题《林下戏题》碑更是对道家文化的诠释，表达出世之人做“林下人”(退隐之人)的心态。

关于佛教文化，外八庙使山庄蕴藏更多佛学文化因素，山庄内也建多处寺庙，如壁峰寺、珠源寺、法琳寺、永佑寺等，甚至在宫殿区布置多处佛堂。这些宗教寺庙和佛堂不仅传达中国古代的宗教思想文化，也传达出康乾时期的民族宗教思想。

当然，山庄也融入游牧文化，如北面的试马埭、万树园、蒙古包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补充。

中新社记者：清代鼎盛时期，民族团结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山庄模式”对中国几千年的民族史、边疆史、宗教史有何贡献和发展？对世界有何深远影响？

孙继新：清代前期统治者对中国几千年的民族史、边疆史、宗教史进行深刻思考，通过“以儒治国，以教治心”，为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康熙皇帝对漠南、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经营，乾隆皇帝对新疆、西藏的治理，有效团结边域少数民族，打击少数民族分裂势力，通过宗教、封赏、赐爵、戍边等手段实现了大一统局面。

同时，清代较好解决了边疆民族与中原政权由来已久的冲突矛盾。康熙皇帝通过乌兰布通之战，拯救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命运，而后及时举行多伦会盟，把对漠北蒙古各部的统治，从概念性、宗主性的松散式管理转变为盟旗制、封爵制，植入中央政府的制度、律例，对之进行全方位、有效的综合治理。乾隆对盟旗制的改革，对西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册封，对“金瓶掣签”制度、“驻藏大臣”制度以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实施，都标志清盛世的民族团结达到空前高度。

此外，清代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虽然这个概念辛亥革命前后才出现，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就已跳出长城，认为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是大家庭一员，视野更广阔、深邃，格局更大，“中华民族”大概念已形成雏形。

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共性问题。清代对民族、宗教、疆域问题的认识和总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一些做法和策略，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孙继新，1966年出生，祖籍浙江绍兴。现任承德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清代宫廷史和避暑山庄文化研究。在专业研究方面著述颇丰，撰有《清宫史研究(第十三辑)》《避暑山庄研究》《避暑山庄博物馆纪念建馆六十周年文集》《康熙帝与汤泉行宫述略》《避暑山庄与清代民族关系述略》等专著及论文50余篇，多次荣获国家省市专项论文奖。受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上海松江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院等邀请，多次举办《一个王朝的背影——解读避暑山庄》等专题讲座。2020年主持策划的“和合承德”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荣获“第十七届(2019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2021年被命名为2020年河北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